4月12日，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，向中国发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警告。被问及是否会对军援伊朗的国家加征50%关税时，他回答“是的”，并同时表示，“如果中国这样做，他们会遇到大麻烦”。
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倾向于对外展示强硬？通常不是他最强的时候，对外喊话的声音越大，往往对内承受的压力越重。这个规律放在国际政治中同样适用。
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
国内政治压力正在逼近临界点
先看国内。几个月前刚刚赢得大选的特朗普，按理说正处于政治蜜月期，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。从重新入主白宫的第一天起，他就面临一系列司法和国会层面的挑战。最高法院在不久前的裁决中，对他的某些关税权力做出了限制。民主党控制的少数席位虽然无法在立法上形成绝对阻碍，但足以在舆论和监督层面制造持续的压力。
真正让局面发生质变的，是他最近一次关于中东局势的表态。这位总统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了一种极为罕见的、带有末日色彩的措辞，对一个国家发出警告。这种措辞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几乎找不到先例。它带来的冲击波迅速从舆论场蔓延到国会山。
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、一个长期与这位总统对立的人物，在电视上说出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：这个人显然精神失常。同一时间，超过七十名国会议员公开要求启动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——那一条专门规定如何处理总统无法履行职责的条款。更有议员正式提出了一个法案，要求设立一个两党委员会，专门负责评估总统是否因身体或精神原因无法履职。
美国政治精英内部的一股力量，正在认真考虑用宪法手段提前结束这位总统的任期。他们不是在开玩笑，第二十五修正案的启动门槛极高，需要副总统和多数内阁成员同时签署书面声明，然后由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投票通过。在美国历史上，这个条款的第四部分从未被真正启用过。正因为它从未被启用，一旦有人开始认真推动这件事，就说明他们认为局势已经严重到了需要动用终极手段的程度。
当然，从现实政治角度看，副总统和现任内阁成员仍然忠于这位总统。在共和党控制众议院的格局下，民主党提出的罢免法案几乎没有通过的可能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压力可以忽略不计。恰恰相反，这些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信号，它告诉这位总统：你的行为已经让一部分政治精英感到不安，这种不安正在突破党派的界限。
对于一个习惯于掌控局面的政治人物来说，这种信号意味着他需要转移国内民众的政治注意力了。而转移注意力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制造一个外部威胁。一个足够大、足够近、足够让公众感到紧张的外部威胁。
美国前中情局局长
中东困局让外部威胁有了现成素材
巧合的是，外部威胁的素材已经准备好了。过去一个月，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军事冲突，最终在多方斡旋下，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停火协议。但停火极其脆弱，谈判随时可能破裂。
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角色颇为尴尬。作为发动打击的一方，美国没有实现预期的军事目标，对手的反击能力和抵抗意志超出了美国的预估。同时，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，全球能源市场仍然受到影响。美国既无法快速结束冲突，也无法全身而退。
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，一个经典的政治操作手法就会出现：找一个外部责任方。谁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？中国。
原因有三。第一，中国与冲突中的一方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国家间关系，包括经济合作和外交沟通。这种正常关系在美国的视角中，可以被重新定义为“支持”甚至“军援”。第二，西方媒体在过去一段时间里，恰好制造了几条关于“中国可能向冲突一方提供武器”的报道。这些报道没有任何官方来源的证实，当事双方都予以否认，但它们的存在本身，就为政治操作提供了依据。第三，中国是美国两党公认的战略竞争对手。把矛头指向中国，在国内政治中几乎没有政治成本。
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政治链条：未经证实的媒体报道被当作事实引用，又被上升为官方警告，再转化为关税威胁，最终形成“中国如果不听话就会有大麻烦”的警告。
这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都经不起推敲，但它在政治上是有效的。公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核实每一个前提的真假。他们看到的是总统在强硬表态，看到的是中国被点名，看到的是“大麻烦”这个词。至于这个“大麻烦”到底从何而来，前提是否成立，很少有人会去深究。
美国民众反对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
为什么是“50%”这个数字？
特朗普的警告中有一个具体数字：50%的关税，这个数字不是随便选的。
回顾过去几年的中美贸易摩擦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已经处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，某些类别的商品关税甚至超过了100%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增加50%是对双边贸易关系的致命一击。
正因为后果严重，这个威胁的真实性反而值得怀疑。一个理性决策者在发出这样的威胁之前，会计算两个成本：一是对中国出口的打击程度，二是对美国国内通胀和供应链的反噬效应。
中国的对美出口商品中，相当一部分是中间品和消费品。加征50%的关税，意味着美国进口商要支付更高的价格，这笔成本最终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。在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本就不低的情况下，这无异于火上浇油。美国的零售商、制造商和普通家庭都会感受到冲击。国会中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议员，包括一些共和党人是否愿意为这种政策背书，这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此外，美国最高法院不久前对总统的关税权力做出了限制性裁决。虽然裁决没有完全剥夺总统通过其他法律依据征收关税的能力，但它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：司法分支对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持警惕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总统真的试图落实这个威胁，也可能面临法律层面的障碍。
所以，50%这个数字更像是一个谈判筹码。在未来的中美高层互动中，美国可以说：我们本来可以对你加征50%的关税，但如果你在某些议题上让步，我们可以考虑不这么做。
这是一种典型的制造危机再解决危机的博弈手法。先凭空制造一个危机，然后以解决这个危机为条件，换取对方的让步。前提是否真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方是否相信你有能力制造麻烦。
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税率
关税工具的内外悖论
回到50%关税威胁本身，它所面临的困境可以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理解。
从国内政治看，特朗普需要“对华强硬”这张牌来巩固基本盘、转移对伊朗战争的注意力、提振下滑的支持率。但关税本身的经济后果——推高通胀、增加消费者负担——恰恰会进一步压低他的支持率。这会形成一个悖论：对外强硬的政治操作与关税工具的经济代价相互抵消。
从对华博弈看，50%关税威胁的时机选择尤其值得商榷。如前所述，中美经贸关系正处于一个需要稳定性的关键窗口，巴黎谈判刚刚达成关税稳定共识，301复审即将启动，特朗普访华行程已被推迟但仍在议程中。此时以一项未经证实的情报为依据发出新的关税威胁，无助于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创造建设性氛围。
美方“边打边谈”的策略有其内在矛盾——美方关税权力已受国内司法约束，继续升级施压缺乏有效工具。而中方立场明确，坚决反对单边加征关税。在这一背景下，美国继续采用关税威胁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。
从更长远的结构性视角看，中美经贸博弈已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“制度颠覆”目标转向第二任期的“交易性博弈”。当前美方已放弃不切实际的制度改造目标，转而追求可量化、可展示的短期成果，这种转向本身就说明了极限施压策略的局限性。
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违法
真正的大麻烦在谁那里？
把视线拉回到那个警告本身，特朗普说中国会有“大麻烦”。但仔细审视这个警告的来龙去脉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倒置。
那个警告建立在一个未经证实的前提上。发出警告的人，自己正面临着国内政治力量启动宪法程序将其罢免的压力。他的中东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局。他的关税权力受到了最高法院的限制。而他在公开场合说出的那句话，恰恰暴露了他最需要的东西——一个外部对手来转移内部的矛盾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“大麻烦”这个说法，更像是特朗普自己处境的投射。国内有人要罢免他，这不是假新闻。中东的泥潭让他脱不了身，这不是假新闻。最高法院限制了他的贸易权力，这也不是假新闻。而那个被他当作警告依据的“中国军援”，反而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被证实过的东西。
文 | 杨谦宇 高校区域国别学专业硕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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